金  丹

內容提要：本文從手札書風的角度出發(fā)，探討高二適的書法藝術，指出手札書風是高二適書法創(chuàng)作的一大亮點，極具個人風格特色。同時對其書法觀及其在書法史上的貢獻進行闡述，認為高二適的草書在碑派馀緒籠罩的現(xiàn)代書壇具有重要的意義。

關鍵詞：高二適  手札  草書  書風

一、草圣平生：高二適其人其書

    提起高二適，人們都知道六十年代的那場“蘭亭論辨”，名聞遐邇。如果撇開“論辯”，單就高二適的草書藝術成就來說，也足以載入史冊，與歷史上的草書大家共同演繹一部精彩的草書藝術史。

    高二適（1903—1977），原名錫璜，號舒鳧、舒父、瘖庵、麻鐵道人、秦老詩逋等。江蘇東臺人。16歲考入揚州師范學校，后因家貧輟學。遂在鄉(xiāng)里教學，并子承父業(yè)，18歲時接替父親任立達小學校長。25歲考入上海正風文科學院，次年考入北平研究院國學研究門研究生。曾于假日游學京滬，先后師從戈公振、韓國鈞、章士釗先生。60歲時經(jīng)章士釗引薦為江蘇省文史館館員。著有《新定急就章及考證》、【1】《劉賓客文集校錄》。

    高二適對自己的草書十分自負，他自許“草圣平生”，自謂“世人無我，我無世人”、“二適，右軍以后一人而已，右軍以前無二適，右軍以后乃有二適，固皆得其所也。”【2】以至有不少人謂其狂妄。林散之在詩中這樣表達他對高二適為人的看法：“人皆謂之狂，我獨愛其直。”【3】

    高二適在楷、隸、行、草書方面都下過功夫，尤以草書著稱于世，并以雜體草書獨立于晚近書林。他有學書自述：“余不敏，幼承先人余業(yè)，篤嗜臨池，然草書無法，中心疚之。不得已，乃日取唐本《十七帖》、《澄清堂帖》、《淳化閣帖》及《淳熙秘閣續(xù)帖》諸本，專攻王羲之，習之既久，遂得稍悟真草之書，非由草、隸、篆入門，不能得其正軌焉。”【4】從選帖來看，可見他對草書的偏愛。當然他臨《西狹頌》、《楊淮表記》等隸書，臨《賀捷表》、《七姬帖》等楷書，以及臨《圣教序》、《大唐紀功頌碑》等行書，對他日后書風的形成起這重要作用。50歲以后的高二適專攻章草，致力于《急就章》的研究，同時朝夕臨摹皇象和宋克的作品，他說：“歲次甲午，余年逾五十矣，乃出舊藏《松江石刻皇象急就本》暨元人宋克補本，朝夕臨摹。又久之，始稍解章草偏旁法則，乃由篆隸省變?yōu)椴葜緩健！薄?】他尤喜臨宋克，這對于他雜體草書書風的形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。

    他的草書觀是“學草要兼章”，也就是在學今草之外要兼習章草。他對書法史上的張芝、索靖、羊欣、薄紹四位擅長章草的書家頗位推崇。有“骨節(jié)張索”、“江東羊薄”二印表明了他的觀點，見載于鄭逸梅《藝林散葉續(xù)編》。他還對人們對章草大家皇象的淡忘表示出不滿：“漫天惡札世爭奇，皇象工書人不知”。他批評宋人草書說：“宋人筆法無可免俗，草不兼章，罔成規(guī)范，故致此耳。”又認為：“若草法從章法來，則高古無失筆矣”。在高二適看來，草書還有一個功能，就是“能發(fā)泄吾人胸中之馀蘊，如心有悲愁抑郁，起而作草最為能解也。又，凡人有抑郁不平之氣，作草亦可解也。”高二適的這一見解，在他的草書作品中最能反應出來。

二、金薤琳瑯：高二適手札書風及其特色

    在高二適的書法作品中，草書是其成就最高者，而在他的草書作品中，手札書法是其一個亮點，也成為高二適書法的一個重要特征。

    手札，古人又稱尺牘、尺素、尺翰，因其書函長約一尺，故有此稱。尺牘一詞見于《漢書》，其《陳遵傳》云：“與人尺牘，主皆藏去以為榮”，孫過庭《書譜》云：“謝安素善尺牘，而輕子敬之書,子敬嘗作佳書與之,謂必存錄。安輒題后答之，甚以為恨!”王獻之因為謝安沒有收藏他的手札而甚以為恨，說明手札在當時已成為書法欣賞的重要組成部分。晉人書法賴以手札而傳世，陸機的《平復帖》成為書法史上最早的名人墨跡，這是書法史的一種獨特現(xiàn)象。二王手札，是有意無意間的書法杰作，說無意，它是一種輕松自然的流露，沒有束縛；說有意，它又不可能完全是為了寫信而寫信，字里行間是一種書法技巧和才情的表現(xiàn)。二王手札已成為千百年來人們學習書法的經(jīng)典，孕育過無數(shù)帖學書家。隨著時代的變遷，書法的樣式有了很大的發(fā)展，明清兩代更是以條幅巨制見長。晚近書壇受清代思潮的影響，也呈現(xiàn)出厚重的氣象。高二適不然，他的書法作品雖有大字和巨幅，但手札書風已經(jīng)成為他書法的一個形象，一個特色，在現(xiàn)代書壇顯出特別的與眾不同。

    高二適的書法作品也是形式多樣的，有條幅、對聯(lián)、橫幅、中堂、扇面、長卷等，由于他對自己的書法作品比較謹慎，加上他不輕易給人，自視“一字千金，不啻小王之作草也”，【6】所以作品傳世并不多，但是在有意無意之間，給人們留下了很多手札、詩稿等。如《高二適書法選集》、【7】《二十世紀書法經(jīng)典——高二適》、【8】《費在山藏現(xiàn)當代書畫墨跡選——高二適卷》【9】中收錄的作品，手札就占了相當大的比例，另有《高二適手札》出版。【10】這些手札作品多是給老師、友人的書信，卻流露了他的心性，似乎讓人領略到他的內心世界。高二適認為：“草書即須乘興而發(fā)，始能為之，此草書不二法門。”【11】而他的草書手札正是乘興、即興之作，尤能發(fā)其胸臆，形其哀樂，見其情性。他的手札作品已經(jīng)不拘泥于手札原有的形式了，時而興之所至，洋洋灑灑，能將手札寫成橫幅，乃至寫成手卷，大大突破了尺牘的范圍，這也成為他書法作品中的一種獨特的表現(xiàn)形式。

    在高二適的手札中，《致章士釗先生》數(shù)札、《致卞孝萱先生》九札和《致費在山先生》數(shù)札都是高二適手札中的精品。他一生致人手札較多，如致蘇淵雷、亞明、丁吉甫、蕭平、徐純原、張爾賓、莊熙祖、桑作楷、劉墨邨、薛文浩、高景云、方志鎧、李春坪、謝居三、王思任等，其中也不乏精品。

    當然還包括一些詩稿和題跋，如高二適1973年《呈散之先生詩稿》、1974年《贈繼海詩》、1975年《致陶白詩稿》、《贈純原詩二首》、《答蔣永義書兼眎阿松》，以詩代訊，也可以看作是手札的一種。在詩稿和手札之間的這類作品，也是詩人兼書家高二適的一大特色。風格也趨于統(tǒng)一，我不妨統(tǒng)稱為“手札書風”。

    用沙孟海題《二適詩信墨跡冊》中的“金薤琳瑯”四個字來形容他手札所表現(xiàn)出來的感受是很確切的。在高二適的手札中，以草書為主，雜以隸、楷、行書，可稱為雜體草書。他自己曾說：“余作草以章草、八分、行書相間為之，此王右軍法也。”【12】此法元人趙孟頫、康里巎巎、饒介已經(jīng)涉及，實際上到了明初宋克將這種雜體草書寫出了一種鮮明的風格，高二適也承認：“四體書，宋仲溫始為之，吾今又大昌其妙，此俟知之者。”【13】正因為他的雜體草書，使得他的草書有“金薤琳瑯”般的華麗和變化之感。

    綜觀高二適的手札作品，從對象上看，有致老師、同門、朋友、學生的。從內容上看，談學術、談書法、談雜事，也有談詩和以詩代訊的，均有感而發(fā)，常常流露出他的學術思想。從書體上看，以草書為主，間以楷、隸、行，并很自然地糅合在一幅作品上。高二適稱之為“四體書”，于右任稱宋克的這種書為“混合體”【14】，此處不妨稱為“雜體草書”。從形式上看，有信箋、詩箋者，但他并不拘泥于手札原有的形式，實際上已經(jīng)在“尺牘”的基礎上有了很大的拓展，小的如王羲之《快雪時晴帖》般小條，大的如橫幅、手卷式的手札。從手札作品本體來看，隨著情緒的節(jié)奏，時而快速書寫，幾個草字連在一起，時而放慢速度，在草書中出現(xiàn)一兩個楷、行書，顯出節(jié)奏感。時而因為注釋或缺漏，或在信寫成后想到要特別補充的，在正文中和文末添加小字，顯出豐富感。與小字相比，有時一字之豎能一瀉千里，如《致卞孝萱先生札》中有一“耶”字竟有15字之長，甚為過癮【15】。出于禮貌，時而抬頭，時而空格，因為錄詩，有意與信有所區(qū)別，故手札的整體高低錯落，疏密有致。時而圈劃和涂改，時而以朱砂或墨筆圈圈點點，作些句讀，當然這一切都是順其自然的，也是古人手札和文稿的常見手法。從用印上看，多數(shù)手札鈐印，有興致時可鈐多方，有名印，字號印、引首印和閑章，所鈐位置也很自由，并不刻板和拘泥程式。有印章蓋倒和蓋歪者，也有未鈐印者，可能由于當時的種種原因所致。“二適頓首”、“二適拜呈”、“二適叩復”、“二適謹狀”、“二適便書”、“二適手寫”、“二適具草”將我們帶到他作書時的情境中去。我們讀這些手札，感受頗深，這是思想、學養(yǎng)、生活、情性、技巧的高度統(tǒng)一。

    他的手札，有氣勢，寫得大氣磅礴，有江河奔流之勢。他的手札，是生活，寫得情感流露，不避忌諱敢于慷慨直言。他的手札，見情性，寫得隨性所發(fā)，不拘小節(jié)，而神態(tài)自若。他的手札，顯爽健，寫得沉著痛快，抑揚頓挫中見連綿起伏。他的手札，能疾澀，寫得緩急互見，盡書道之妙。他的手札，寓高古，寫得兀傲不群，頗有犖確不平之氣，更見晉賢蕭散之風。

    1977年3月15日，揚州書家魏之禎在讀了方延午所集《舒父老人手札冊》后，成詩一律：“常侍詩篇富，伯英草法嫻。情懷哀樂外，根柢有無間。尺素玲如璧，錦裝駁且斑。望崇擬往哲，師傅老虞山。”【16】對他的尺素之作表示出由衷的贊嘆，景仰之情溢于言表。

三、風流獨步：高二適手札書風及其草書的歷史價值

   高二適手札書風的形成，有兩點最為重要，一是與他長期臨習《十七帖》、《淳化閣帖》這樣的先賢手札不無關系。在十年文革中，他仍在臨習二王手札，他在《淳化閣帖》卷七中題道：“六六文運，僅存此冊，夜便狂書十紙。不死適老子題。”【17】二是與他所處的時代和環(huán)境密不可分，他需要寫信，也樂意以寫信來抒發(fā)情感，向人傾訴他的內心世界。因而他有大量的手札存世，足以使得在他的書法作品中，手札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形式，成為他書法的主要特色。

    林散之在看了摯友高二適的遺墨后，有詩：“矯矯不群，坎坎大樹。嶷嶷菁菁，左右瞻顧。亦古亦今，前賢之路。不負千秋，風流獨步。”【18】

    高二適的手札以草書為多，而草書得益于章草尤多，當代草書家從章草中走出的，我認為有兩人風格迥異，并形成自己鮮明藝術風格的，一位是王蘧常，一位是高二適。王蘧常以碑法寫草，遲澀凝重；高二適以帖法寫草，爽健飄逸。前者在清代碑學書風的馀緒之下，順應了歷史潮流，應屬理直氣壯。后者頂著碑學的籠罩，恢復古人帖學傳統(tǒng)，與時人的書風拉開了很大距離，實屬難能可貴。相比之下，高二適更具有歷史意義。

    高二適草書風格的形成，與他的書法觀有著很大關系，是他書法思想的直接映現(xiàn)。首先是他不隨波逐流的思想。他說：“吾素不樂隨人俯仰作計”，這是他在“蘭亭論辯”中表現(xiàn)出來的。其次是他崇尚帖學而鄙視碑學的書法觀。他對二王一系帖學經(jīng)典的崇尚在各種手札和題跋中可以讀到，如“吾嘗謂中國書史中有三大寶物，即史遷之文、右軍之書、杜陵之詩是也。”、“平生只嗜晉帖，晉帖以后，只一五代楊風子、康里子山及宋仲溫二人，此非十駕之功不可追也。”他對碑學的鄙視，從他在碑帖上只言片語的題跋上也能讀出一些端倪來：他論包世臣：“其人于書無妙解”。他論康有為：“惡札可憎”。他論沈曾植：“字形拙劣，沈君枉有書名，現(xiàn)世無具眼久矣。”快人快語，愛憎分明，表明了他崇帖貶碑的書學立場。再次是他獨立的人格精神的反映，他的草書風格與他的性情完全吻合。

    高二適的書法貢獻有三。一是頂著碑學風氣，堅持帖學創(chuàng)作，使得帖學有了發(fā)展的空間。他崇尚帖學，對清代以來的碑學有著強烈的不滿。六十年代的那場“蘭亭論辨”應該視為他對碑學的一次公開反叛，這是一次碑學籠罩下的帖學覺醒。如果說“蘭亭論辨”表明了他崇尚帖學的鮮明立場，那么，他的書法則向人們展示了他對千年帖學的傳承和發(fā)展的風采。高二適在《致費在山信札》中曾透露沈尹默對他書法的看法：“吾在蜀作唐人帖，吳興沈下翁（沈尹默）見訝，告章行老，稱三百年來無此筆法。解放后，予在滬屢與秋明（沈尹默）晤談（當時潘伯鷹尚健在），事隔二十馀歲，伯鷹仍牽此陳事為笑樂。”【19】可見以振興帖學為己任的沈尹默對高二適書法的地位看得很清楚。

    二是高二適專攻章草，使得沉寂已久的書體得到發(fā)展，并運用雜體草書，使得他的書法風格與時人拉開距離。對于章草，他認為：“章法墜失已有一千六百馀年，若不及今整理，恐遂湮滅。”他對于章草的整理研究和書法實踐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。他又說：“書既蕆事，輒用真行草書四體書之，并親用竹木簡之筆法，籍證我國文字書史，自漢魏以迄于近日，已揭破抱殘守缺之舊觀，而豁然成就一日新月異之局勢。”【20】可見他在尋求古人的筆法，來創(chuàng)造自己的書風。他在《致?lián)P州方延午先生手札》中說：“鄙心率不齊病，仍未痊愈，惟近忽有意創(chuàng)一書體。”他欲創(chuàng)一書體，就是指他的這種“雜體草書”，而“雜體草書”并非他所發(fā)明，他所說的創(chuàng)，應該是指具有他自我特色的風格意義上的書體，也就是高氏雜體草書。這說明他有意于書法的創(chuàng)新，而他走的也正是前人的“入古出新”之路。

    三是手札書風在近現(xiàn)代書法創(chuàng)作樣式及其情感表達中的作用。近現(xiàn)代書壇是晚清碑學的延續(xù)，雖有沈尹默、白蕉等致力帖學的倡導和創(chuàng)作，但人們的書學思想仍然在碑學的思維模式之下。從作品樣式來看，以條幅、屏條、中堂、對聯(lián)、扇面等為主要創(chuàng)作模式，展覽的頻繁，更使得尺幅越來越大，手札這樣的形式在晚近書法創(chuàng)作中漸漸淡出書法舞臺。實際上，手札這樣的展示形式是帖學的淵源，有著悠久的傳統(tǒng)，高二適的書札書風給人們帶來一陣清新之風，將古老的帖學以新的面貌展示在人們面前，給書法創(chuàng)作樣式以新的啟示。此外，手札書風所表現(xiàn)出來的還不只是樣式，更重要的是手札表現(xiàn)出來的是真情實感，反映了真實的生活狀態(tài)。高二適在一封手札中說：“凡人有作，須有所寄托，不然，則字匠之為，有識者定嗤之以鼻也。”【21】從這個意義上講，這種創(chuàng)作更接近于書法的情感表達。

    當代的書法展覽中也有一些手札式作品，故意抄錯唐詩宋詞，涂涂改改、圈圈點點，也有故意寫信，無病呻吟，造作之極，反映的是假生活、假情感，不能與高二適的手札書法相提并論。“手札時代”已經(jīng)成為過去，高二適的手札書風帶給我們的啟示，不是讓我們去模仿，而是通過這種現(xiàn)象，能夠啟發(fā)我們的思維，對當代的書法創(chuàng)作提供一種新的空間和可能，在讓我們的書法創(chuàng)作怎樣更加貼近真實的生活狀態(tài)上作一些有益的思考。

注釋：

【1】高二適《新定急就章及考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。

【2】高二適《題澄清堂法帖》，見《高二適研究》P34，《東南文化》1997年增刊。

【3】林散之《春日寄懷二適》，《江上詩存》卷二十五，P238，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年。

【4】高二適《新定急就章及考證》自序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。

【5】高二適《新定急就章及考證》自序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。

【6】高二適《致丁吉甫手札》，見《高二適研究》P37，《東南文化》1997年增刊。

【7】《高二適書法選集》，江蘇美術出版社1987年。

【8】《二十世紀書法經(jīng)典——高二適》，廣東教育出版社、河南教育出版社。

【9】《費在山藏現(xiàn)當代書畫墨跡選——高二適卷》，香港王朝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年。

【10】《高二適手札》，中國文聯(lián)出版社2002年。

【11】高二適《跋顏真卿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》，見《高二適研究》P33，《東南文化》1997年增刊。

【12】高二適《題墨池編》，見《高二適研究》P30，《東南文化》1997年增刊。

【13】高二適《題宋克書唐張懷瓘論用筆十法》，見《高二適研究》P30，《東南文化》1997年增刊。

【14】于右任《跋宋克書杜甫壯游詩卷》：“故此種草，謂之為古今草書中之混合體則可，如謂為章草，則誤矣。”見《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?法書九》P71，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編委會1986年。

【15】高二適《致卞孝萱手札》九札之一，冬青書屋藏。

【16】魏之禎《題舒鳧墨跡》，見《高二適研究》P96，《東南文化》1997年增刊。

【17】轉引自尹樹人《高二適書法選集序》，見《高二適書法選集》P3，江蘇美術出版社1987年。

【18】林散之《題摯友高二適遺墨》，見《高二適研究》P95，《東南文化》1997年增刊。

【19】從高二適《致費在山手札》原跡中錄出。

【20】高二適《新定急就章及考證》自序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。

【21】高二適《致徐純原手札》，見《高二適書法選集》P75，江蘇美術出版社1987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