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是高二適先生的一篇文稿。該文寫于1972年，是代章士釗先生草擬的，內(nèi)容是回答郭沫若就蘭亭真?zhèn)螁栴}對章先生的批評。

發(fā)生在上個世紀的“蘭亭辯論”，無疑是中國書法史上的一件大事。1965年6月，郭沫若發(fā)表《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?zhèn)巍芬晃模羝鹆诉@場辯論。二適先生不懼威權，率先表示異議，撰寫了《蘭亭序的真?zhèn)务g議》一文，文章寫成卻無處發(fā)表，幸有章士釗先生的仗義傳遞和毛澤東主席的最高指示：“筆墨官司，有比無好”八個大字使高先生的文章當年七月兩見報刊。二適先生以他的勇氣和精神，贏得了世人的推重和贊賞。

奇怪的是，這場筆墨官司開場以后，人們只見郭沫若一方連連登場，頻頻出手，文章一篇接著一篇，卻始終不見二適先生過招回敬。近年來，在許多報刊和拍賣會上，二適先生給章先生的很多信函陸續(xù)出現(xiàn)，其中就透露出這樣的信息：當年，二適先生曾寫下多篇反駁的文字并寄呈章先生要求發(fā)表。遺憾的是，形勢有變，八個大字的“最高指示”似乎是一次有效，章先生再也幫不了二適先生的忙了。可以說，在那個特定的年代，這場官司中的論辯雙方地位是極不平等的，如今已有越來越多的研究文章揭示著這場官司背后的真相。1969年文革中，二適先生所有圖書、碑帖和文稿被一群“文攻武衛(wèi)”“絕載以去”。但愿這些文稿還在世間，一朝重現(xiàn)，或可稍稍彌補這段歷史和這場官司的空白和缺憾。

1972年第八期《文物》雜志刊登了郭沫若的《新疆新出土的晉人寫本<三國志>殘卷》，郭文舊話重提，把七、八年前的《蘭亭》真?zhèn)螁栴}再次翻了出來。原來，幾經(jīng)周折，章士釗先生的大作《柳文指要》終于在1971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發(fā)行，其中有《柳子厚之于<蘭亭>》一文，此文批評郭沫若等對《蘭亭序》的觀點是 “以一定萬，以偶冒常”、“持論詭譎，不中于實”。郭文矛頭所向，即是針對章先生的。于是，二適先生就代章先生草擬了這篇答辯的文字。

當時，二適先生代擬的這篇文章也是無處發(fā)表，幸運的是它逃脫了抄沒的命運，直到文革結(jié)束先生去世以后，才發(fā)表于1982年第一期《書法研究》上，語氣已從章先生改為高先生本人，文章的題目則按該刊編輯部的建議，定為《<蘭亭序>真?zhèn)沃亳g議》，也算是對1965年那篇“震動士林”的《<蘭亭序>的真?zhèn)务g議》的一種呼應吧。

高二適先生的這篇文稿，著意于文辭而非書法，無安排之巧，多有涂抹修改之處，這樣的文稿，正因其率意，而更顯自然之美，更具天機真趣，更有動人心弦的藝術魅力。這樣的作品往往是作者功力、修養(yǎng)、性格和心境最為自然的流露、最為真切的表現(xiàn)。前人所謂“元氣淋漓，真宰上訴”，就是說的這種心靈和藝術、內(nèi)容和形式的高度統(tǒng)一而又渾然無跡的最高境界。

二適先生寫作此稿時，他的心態(tài)是真理在胸且義憤填膺，下筆之際則從容自信而揮灑自如。全篇書體以行為主，真草兼行，無安排之痕跡，然其松緊疏密、大小粗細，相間而生，隨意點染，沉著痛快，氣勢高昂。文稿中下面這些文句，尤其值得仔細品鑒：“夫逸少書名之在吾土，大有日月經(jīng)天、江河行地之勢，固無須誰毀之與誰譽！”及“柳州為有唐一大書家，明章大中，發(fā)露公器，自屬君子一言以為智！”這是對王羲之和柳宗元這些先賢的由衷贊頌，二適先生行文至此當是正氣凜然、心潮澎湃，所以其運筆自然也起伏跌宕，力透紙背，體現(xiàn)著力量之美，也體現(xiàn)靈動之美，清挺俊爽，細勁入神，無一字不美，無一筆不精，真可謂書文雙美，光耀千秋。

二00二年夏天，第五屆中國書法史論國際研討會在南京召開，王羲之和《蘭亭序》仍是會上的熱門話題，啟功先生有詩紀盛：“岱岳巍峨孰比高，山陰筆法自南朝。蘭亭遺矩今仍在，萬古云霄一羽毛。”詩末是杜詩名句，于是，借以為本文的題目。

作者簡介

尹樹人，男，1941年生，中文本科，原民盟南京市委副主委兼秘書長，高級教師，中國書法家協(xié)會會員，參與編輯高二適先生書法作品集、高二適研究文集多種。